唐丽霞，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院长，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各国经济活动停摆，失业人口数量飙升，各国纷纷采取各种积极的财政措施，支持企业和民众渡过难关，媒体经常以“多国政府拿出数亿欧元补贴百姓”为题来简单化各国应对新冠病毒复杂的财政政策，从而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中国能否采取类似措施的讨论。▌国外是真的给所有老百姓直接发钱吗？
我们仔细来看一些发达国家采取的财政措施，美国提出了2.3万亿的财政扶持措施中，和老百姓收入相关的政策包括：1）一次性退税2500亿美元；2）扩大失业救济金到2500亿美元；3）为最贫困人口提供食物支持240亿美元；4）为仍然坚持雇佣工人的中小企业提供3490亿美元的贷款。
英国的相关政策是中小企业经营者可以为其下岗工人以及自营职业者申请申请80%的薪水补贴，每月最高额度不超过2500英镑，时间为3个月。
法国的政策主要面向工作时间减少的工人提供工资支持；向受影响的小微企业、自由职业者提供财政支持；延长失业救济金的领取周期。
德国则是提高短期工作补贴来支持企业尽量保留工人，并为收到疫情严重影响的小企业主和自营职业者提供支持以及提供免税。
意大利为下岗工人和自营职业者提供收入支持；加拿大主要面向失业人群、生病群体和自我隔离群体等提供补助资金；奥地利则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企业来支付雇员减少工作时间的工资，也就是企业只需要支付员工正常工作时长的工资……
从这些政策措施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发钱措施主要针对就业人群，面向是受到疫情影响的而出现失业状况的群体，并非是全民普惠式的补贴发放，美国的自营职业者的比例比较低，不足5%，因此美国采取的措施更多是通过失业救济和退税的方式；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的自营职业者的比例比较高，在15%-20%之间，因此欧洲国家则更加注重对自营职业者的支持。▌发钱真的是“懒政”吗？
国内一些媒体也通常用“懒政”来形容发达国家的收入支持计划，但这样的懒政的确在发达国家是非常有效的。全球的就业可以分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通常指的是没有长期稳定的就业合同，缺乏税收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持，就业形式主要为临时工、日薪制就业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全球大约有20亿劳动力属于非正式就业，其中93%分布在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的非正式就业比例是85.8%，亚太地区为68.2%，发达国家的非正规就业比例比较少，其大量的临时性用工也主要来源于短期移民劳工，如最近新闻中报道因为新冠病毒疫情会导致8万临时性农业采摘工人缺乏，因为这些短期农业采摘工人主要来自于东欧地区。
在以正规就业为主的发达国家，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前，整体社会失业率较低，如G7成员国平均失业率为4.3%左右。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后，通过正式就业的劳动合同、工作时长以及失业登记体系，能非常快速地追溯到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口，及时发放工资补贴和失业救济，这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建立在拥有完善的就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管理体系上。
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就业的非正式程度高，社会政策运行体系本来就不太完善，通过发钱的方式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成本则是非常高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英国和奥地利的政策措施中，都明确了政府的补贴是基于正常就业下工资的特定比例和损失的补差，在正规就业体系，就业人员的工资额度是稳定并且可监控的，就能很快计算出每个受影响就业人员的补贴额度。但是非正式就业体系中，工资是临时性的、不稳定性的，补贴发放的基准都是难以确定的。
▌发钱真的能发挥作用吗？
各国采取财政政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发钱增加社会成员的收入，而是为了促进社会的消费，从而稳定经济的增长。每个国家经济的构成是不一样的，美国经济构成70%来自私人消费，17%来自于政府开支，18%来自于投资，-5%来自于净出口，其他G7国家也基本上保持相似的经济结构，因此政府通过补贴收入的方式来维持私人消费水平的稳定性也是为了整体宏观经济的稳定。简单来说，发钱是为了让社会成员有钱消费。
同时，由于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发达国家的社会成员往往没有储蓄的习惯，因此政府补贴收入后能够快速反应到消费上，一些国家甚至是以信用卡为主的借贷式消费，因为暂时性失业，信用卡还款受损，有可能会出现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因此发钱在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政府财政政策的目标。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社会福利体系的不完善，社会成员对未来生活的保障性和确定性仍然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个体的积累，通过发放现金的方式刺激消费的反应机制相对比较慢，长期来看最终会反应到消费上，但是对于应对新冠疫情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应急性策略，因此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采取直接提供服务或者是消费券等方式来应对这个问题，比如我国多地报道政府和商家一起向居民发放消费券，来刺激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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